在巴黎，詹姆斯于1868年辞世后，掌权的当然是第三代，而不是第四代。然而，就连这里似乎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部分问题是詹姆斯曾经是一位如此专横的父亲。费多这样评论说，詹姆斯“从来没有将他大权中哪怕是最细小的部分分给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雇员”。“他的儿子们是多么顺从啊。”他以嘲讽的语气故作惊奇地说。等级多么森严！多么令人尊敬！如果不征询他们父亲的意见，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交易签字确认—那带着犹太神秘意义的签字规范着这个银行。无论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多琐碎，你会听到那些40岁左右的人说“问爸爸”，而他们几乎与他们的父亲同样富有经验。龚古尔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

老大阿方斯—他在父亲去世那年是41岁—似乎是对父亲的专横跋扈抵制得最厉害的一位，再一次表明第三代所生的孩子里还是老大最可能继承或吸收那些来自犹太大街的精神实质。阿方斯在波旁学院接受的教育，对艺术（和邮票收藏）充满着热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这些兴趣干扰过他严肃的银行业务。1866年3 月，在一次宴会后，有朋友问他“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像黑奴一样地拼死拼活去挣更多的钱”。“噢！”他回答道，“你不知道，当大批的基督徒拜倒在你脚下时的那种感觉所带给你的乐趣。”像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一样，他很喜欢节俭的生活：1891年，他被人发现准备乘火车从尼斯到蒙特卡罗（他在这里的生意“做得很小”），正是他的这些普通举止使他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坐在长凳上等着火车，与其他普通旅客别无二致，独自抽着雪茄。虽然被列车长像贼一样地盯着，而列车长其实是随时准备在他表现出要上车的迹象时为他打开包厢的门。”居斯塔夫身上也有很多老罗斯柴尔德人的精神。正如梅里美1867年在尼斯与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过饭后用挖苦的语气所评论的：“他似乎有很多信仰，而且对于钱的认识与他的房子里的其他人 一样。”当他稍后听说居斯塔夫很冲动地前往尼斯时，他确信他肯定以高于他承租的价格转租了他在尼斯的别墅。

一直在奋斗的是詹姆斯那些年纪较小的儿子们。龚古尔在1862年观察到萨洛蒙·詹姆斯（1835年出生）是怎样被他父亲专横对待的。在交易所损失了100万法郎后：

他从他百万富翁的父亲那里接到了这封信：“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先生将到费里耶尔去待一晚上，在那里他将会接受与他有关的教导。”第二天，他接到了让他起身前往法兰克福的命令。他在那里的账房待了两年；之后他相信他的惩罚结束了；他给他的父亲写信后，收到的回信是“萨洛蒙先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收到的给他的新指令是在美国干几年。

这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但是又基于现实的说法，正如詹姆斯1861年8月给他的那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们信中所说的。他给这些儿子每人10万法郎的皮埃蒙特新债券，他明确地命令萨洛蒙不得“变现，这种念头根本就不准有，因为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他有机会去与经纪人交流，或者再一次与公开市场接触……我不想允许任何投机的想法再次进入他的大脑里”。他永远丧失了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合伙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