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恶化，这并不只是因为1870~1871年的政治动乱。1868年2月，纳特觉得有必要警告他在伦敦的兄弟们：“到那天，你们会理解（与其他的情况一样）我们这里可以谈判的商业事务，公众可能会有理由认为我们长期存在的这种同盟关系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了。”疏远正在不断扩大的表现是巴黎合伙人变得越来越诡秘。家族间各分支的成员之间继续保持着像过去一样十分准时地访问巴黎的习惯—比如像安东尼和阿尔弗雷德在1867年—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被边缘化了，只是跟随着詹姆斯从一个会场跑到另一个会场，或者是签发一下日常的信件。费迪南德对1871年对于他的接待尤其感到恼火。他告诉列昂内尔：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叔叔，当您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而且对“伦敦”家族的热情和亲切以及令人愉快的方式熟悉了之后，巴黎亲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就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只要我向居斯塔夫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像有什么重大公司秘密要被我发现一样，似乎被吓得惊慌失措。他的回答总是非常含糊其辞，而且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

不被信任的感觉会相互传染：对巴黎银行工作方式的批评是非常频繁的。迈耶·卡尔在一封非常典型的写给纽考特的信中抱怨道：“在巴黎，他们总是把什么事都抓在手里，特别是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问题，而其他人则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得不承认，这些抱怨部分受到了巴黎银行相应增长的嫉妒情绪的加强。当阿方斯在詹姆斯辞世后编写他的资产负债表时，他很“开心”（而且其他的几家银行也一点都不沮丧）地发现，在过去的5年间，巴黎银行取得了“超过400万英镑的收益”。从另一方面看，它给了人们了解罗斯柴尔德内部会计工作的一个机会，这甚至让法国合伙人自己都觉得大为惊异。

冲突—与不断恶化的法国—普鲁士关系一样严重—的这些源泉解释了迈耶·卡尔后来所做出的决定的原因—不要“给他任何的事情做”，这里指的是他的巴黎堂兄弟。当费里耶尔被普鲁士人占领，而拉菲特大街又被社会主义者占领着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幸灾乐祸并不存在任何误解。他在1871年大发雷霆说：“如果巴黎银行要坚持不理会我所说的，他们迟早将面对这样做所带来的恶果，或许现在都已经太晚了！”阿方斯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在尽力维护家族团结，反对其他银行分裂倾向的人就是他。而且他禁不住偶尔要对迈耶·卡尔的相对糟糕的金融业绩挖苦一下。他在1882年很刻薄地写道：“我很了解我亲爱的堂兄弟们把责任都推给别的银行的习惯。”“对于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证据，应该是交出一份更好的资产负债表来。”关键的问题是，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四家银行之间的合作并不比每一家银行与其当地的同盟者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