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问题还有，依靠领薪的代理人的这种传统体系操作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贝克尔和法尔德在阿姆斯特丹的例子中所说明的，当市场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代理人完完全全地只投身于罗斯柴尔德的生意中；而他们利用自己的账户做的生意越多，也就更像是变成了竞争对手。纳蒂或许会谈到通过“采用……耶稣教会所使用的类似体制”来“取代”代理人，“首先，不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而且还要派一名听话的犹太人去监视并随时汇报”。但是，不需要否认，老的代理人体系确实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对汉森曼的贴现公司的倚赖和对布雷希罗德的敌视也是这种潮流的一部分。

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各家银行的机构中，过去的做法也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在1873年时抱怨道：

一个职员离开银行后，要不就到另一家银行做经理，要不就用自己的钱创建一家银行。那些拥有巨大野心的犹太人是最坏的雇员。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要把鼻子伸到四面八方，去掌握尽可能多的资讯，当发现什么适合他们的机会的时候，就会立即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职员，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完完全全的天真幻想……所有的这些新银行都开出了这样的薪水，以至于根本没有人想着努力工作。

从一开始，罗斯柴尔德体系就排除了让有才干的“外人”能升到比“职员”更高的位置上的可能性，以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对家族控制权的连续性的挑战。一旦股份合作制银行提供了“向能人开放的事业前景”，要想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员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迈耶·卡尔离开的原因。

同样，法兰克福银行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没有生育出男性继承人。也不应该太过于责备两兄弟没能把业务做得更成功，尽管结果确实很令人失望，而且威廉·卡尔早在1890年就准备参与到经营活动中。还有部分原因是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柏林相比在日渐衰落。事实上，其他合伙人在威廉·卡尔去世后都还在谋划开一家“重生的或者新的法兰克福银行”，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很可能是因为与法兰克福当局的税收争议没有解决。最后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财富的根本源泉—M·A·冯·罗斯柴尔德公司终于在1901年关闭。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在法兰克福的存在。事实上，米娜的丈夫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一直致力于让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传下去—虽然是添加在名字的后面。尽管“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法兰克福城里（而且事实上是整个的德意志）最富有的人，而且尽管家族成员在1911年前10名纳税人中就占了5名，但是他们的资本收益却非常低。成为罗斯柴尔德实力衰落的另一个标志的是，老银行里的大多数员工都去为贴现公司工作了；与此同时，根据威廉·卡尔的遗嘱，由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把他们繁荣的第一次高峰期间建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变成了犹太人古代文物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