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太明显的贵族（如果不算皇室的话）的经济依赖迹象出现了，当时，阿盖尔公爵的一个儿子沃尔特·坎贝尔爵士表示希望进入金融城里，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的秘密雇员，要求的薪水是每年1 000英镑。列昂内尔很谨慎地“建议沃尔特爵士到英维莱利去与公爵好好谈谈，因为高傲的贵族或许不会喜欢他的儿子与以色列人共事”。但是夏洛特很高兴，因为坎贝尔与皇室有关系：“瓦格将会高兴得要死，如果这种合作真的能够建立，就可以与路易丝公主殿下的妻弟建立起业务联系。这将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如果真的这样，比高加索美女攻入伦敦的时尚界更加不同寻常。”宫廷与金融界的这种联系到1907年的时候变得寻常起来，当时里奥提名了一名候选的力拓公司董事“邓彼格伯爵，曾为炮兵上校及前女王侍从官，然后又服务于国王，是一位举止高雅的天主教贵族”。

从他自己的角度看，纳蒂很欢迎这种贵族们妥协的情况。作为一名自由倾向强烈的学生，他对贵族学生在剑桥里享有的那些不劳而获的特权感到非常愤慨。“我现在都想不通，”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父母抱怨，“为什么贵族及他们的儿子可以在7个学期后就获得学位，而根本不用通过考试。贵族子弟和普通人子弟应该一视同仁，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直到1888年—在他已经成为罗斯柴尔德爵士后—他还很尖锐地评论“少数贵族人士由于袒露他们对金钱的贪欲和追求，以及经常参与赌博活动，正在伤害着他们的阶级”。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成为了贵族，即使是在他们看起来已经成为了贵族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希望贵族们能更像他们。正如夏洛特所说的，马友伯爵的年轻儿子“在金融界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动和劳动轻松地自食其力，而不用守在西区挨饿”，绝对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了解罗斯柴尔德态度的关键点是，作为欧洲犹太人中与皇室最接近的家族，他们认为自己与皇室是平等的。当夏洛特听说阿尔弗雷德王子打算访问波恩时，阿尔伯特正在那里上学，因此她试图为“高加索皇室天资聪颖的后裔与英格兰王室聪明的后裔之间安排一次会面”。 她在数周之后宣布了对于其他犹太人来说“最高不可攀的婚姻”，意思是指与“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或者一位皇室成员（暗指她的岳母的家族）通婚……尽管在19世纪没有犹太女王和皇后”。按照类似的逻辑，朱莉安娜和汉娜是“以色列和门特摩尔的一位女皇和一位公主”。这样的说法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皇室竞争的倾向。具体说来，纳蒂很得意地报告说，当他们在剑桥一起打猎的时候，他自己的马要远比王子的优秀。同样，当费迪南德去白金汉宫，“他认为而且公开宣称没有哪位夫人可以与他的妻子相比—而且那里的设施也不行”；而当在斯泰福德宅院以特别丰盛的晚宴招待大家的时候，也不是皇家风格的，而是罗斯柴尔德风格的。应邀到宫里去吃饭的时候，迈耶声称最后“在所有的东西里都发现了问题”。至少在某一场合，他的弟媳夏洛特曾表示喜欢小型的家庭聚会方式的皇家舞会，但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开去皇家休息室，因为她觉得“乏味而且沉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奥地利皇后在1876年访问英格兰的时候，夏洛特固执地坚持在她更喜欢的瓦德斯顿进行接待，而不是在温莎。当时的人们在谈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总是喜欢用“犹太人之王”这样的短语，而家族内部的通信证据表明，这个赞誉并非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