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他还会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方斯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19世纪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