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