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热情地做了回复。按照他告诉塞缪尔·赫希这位“密可维以色列”农业学院院长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定居点的样板，有点像是一个居住点的核心区，围绕着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点”。所有新加入锡安先锋的新定居者必须签署一份申明，宣布“自己完全服从管理当局认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义发布的有关土地开发及服务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对我采取任何行动，我自己均无权反对”。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基础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维尔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后来重新命名为玛兹克雷特·贝蒂亚，用以纪念他的母亲贝蒂）进行葡萄种植。另外还有在罗西·品纳进行的丝绸生产试验，以及香水和玻璃生产，另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会堂、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员们”进行监管。尽管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定居点。埃德蒙高度家长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在所说的“依赖文化”。到1889年，尽管投资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还是出现了很多经济失灵的迹象。尽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权移交给了犹太人殖民协会，默认了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继续在犹太人殖民协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范围内以他们的银行家的身份发挥影响。到1903年，28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中的19个都部分地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补贴。完全算起来，他在定居点上总共花了有560万英镑。

埃德蒙的殖民冒险不应该等同于那种目标是建立犹太国家的具有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锡安主义，也不应该认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在犹太殖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纳蒂（与伦敦社区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缪尔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兰科维维锡安协会的开幕大会，这个协会团结了在1883年针对俄国排犹浪潮在当地所形成的各家锡安信徒组织。里奥对以色列—赞格威尔的犹太疆界组织提供了支持，该组织试图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建立犹太殖民点。但是这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没有谁会真正支持在中东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埃德蒙明白无误地告诫定居者，应该寻求土耳其的国籍。阿尔伯特更是表现得毫无兴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请，毫无疑问来自一个异常啰唆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10亿法郎，而且还不能少。

到了1895年，维也纳的剧作家和记者希奥多·赫泽尔确信“犹太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欧洲寻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乐土”，遵循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时所走过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找到赫希这位同情的听众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他们会考虑将他们那没有外人知道的巨额资产“变现”，作为对他们所遭遇的反犹太人思潮攻击的应对，而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供他们去投资。但是，尽管经过了维也纳总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协调，赫泽尔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信还是一直没能发出。他甚至没有从阿尔伯特那里得到对他第一次尝试的任何答复，因此苦涩地总结说，他的信“不应该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应该通过动员犹太群众，发动“一场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