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