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党中受到最严厉“清理”的这些学员，只有十三个人回到祖国，这是多么让人悲从中来的数字！在这里，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赵彦卿，成为清党对象后，他满面愁容、无比痛苦、嗫嗫而言：我唯一的出路只有自杀一了百了。而清党委员会始终对对象的名单秘而不宣，使得中大校园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和恐怖，几天后人们惊恐地发现，赵彦卿上吊自杀了。赵彦卿死后，苏联格别乌到凡是有中国留学生的各个学校，进行大肆抓捕。

——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一气之下就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得党证退给区党委，但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再也没有后续消息，“人间蒸发”，人们只知道他屈死于莫斯科。当时，瞿秋白和张国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弟瞿景白。还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也被送到工厂劳改。

——李一凡，第一批被逮捕的学生，他回忆到这次逮捕时说，格别乌以送他们回国的欺骗手段，将他们送进大牢，没经过任何法庭，由格别乌三人小组胡乱判决，并且无权上诉。李一凡后来总算回了国，1957年秋他参加“四清"工作，1968年被关进“牛棚”，次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清党运动”，其中说到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中国学生要逐个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杨尚昆的爱人李伯钊也被开除了团籍（见《杨尚昆回忆录》第37-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1929年的在校生，自然是最悲惨的，但托派反托派的“斗争”，两年前就开始了。192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典礼，斯大林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劳动者游行队伍（见《斯大林年谱》一书第365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没想到拥护托洛茨基的托派分子，在游行队伍中打出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酿成著名的红场事件。是年斯大林48岁，他绝对无法容忍这般“无法无天”的行为。参与其中的有十多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立马被全部开除学籍遣返回国——这样倒也避免今后客死西伯利亚。到了年底，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被定性为反党、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被联共（布）开除出党，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斗争”有着无限可延伸性，既可前伸，又可后延，既可上传，又可下达。在1928年，中山大学闹出了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被莫须有地定为反党反革命的地下秘密组织，受到无妄之灾。展开这个斗争，其实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向忠发，以及王明与时任校长的米夫向斯大林表忠心的重要举动；而且王明派系借机清除异己——特别是瞿秋白，这个原本就是虚构出来的“江浙同乡会”，说后台老板就是瞿秋白，而瞿秋白正是江苏常州人。对于一切反对支部局的学生，就给你扣上托派之类的帽子，还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予以无情打击。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有这样的叙述：“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1928年10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联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见该书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