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回全球经济舞台意义非凡，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伟大人道主义成就或可称为史上之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改革经济政策，中国在短短30年间让数亿民众脱离了贫困。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果，可谓前无古人，可能也后无来者。在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我有幸目睹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辛勤工作的中国民众想要向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看齐，这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要领导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延续快速增长，是一个重大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幸运的是，2012年是一个好的起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措施。美国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后仅数月，中国政府就出台了一个6 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而言，这个财政刺激的额度远大于欧美当时所能达到的。现今，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步履蹒跚，西方民众可能会对中国报以艳羡的目光。

在此期间，中国的货币政策精明灵活。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年底大幅削减利率，为经济提供了及时支持。央行还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阻止了人民币的升值，从而减少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自2010年中期以来，央行允许人民币恢复升值，迄今已上涨8％。对于人民币币值被大幅低估这一点，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各界几乎已经达成共识。2011年，央行出于对潜在通胀的警惕，开始将利率重新提升至较高水平。

国家层面对经济政策的娴熟驾驭，有助于国内外的消费者、投资者和管理者建立信心。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必要时会采取有效行动调控经济。这种稳定性是进一步增长的强有力支撑。

对长期经济潜力的投资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中国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改善。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已领先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此外，中国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研发基地，以每一美元经济产出所含的专利量计算，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最后，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积极因素，那就是它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努力帮助稳定全球经济。中国已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30亿美元作为应急储备，外交部也承诺支持欧盟解决其成员国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还购买了几百万美元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债券。所有这些行动都提高了中国作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一个谨慎但又可靠的合作伙伴的声誉。

当然，中国的重点是在本国人民身上。中国还有数百万民众亟待摆脱贫困，未来的增长速度和分配方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命运。除非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中继续扩张，实现一个空前的、长达半世纪的繁荣。但在此之后，未来的水晶球就会变得模糊。

本书的第一章概述了中国经济不足的一些方面，可能会限制其进一步增长。迄今为止，推动中国成功的两个主要引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和廉价制成品出口——即将失去动力。要继续前进，中国将不得不再次考虑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其他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也遇到过相同的十字路口。在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受益于某些与中国类似的因素而高速增长。然而，当日本与世界最先进的经济体进行直接竞争时，就无法再依赖这些旧引擎。日本需要扫除经济中阻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障碍，即使此类障碍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但日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其经济停滞了。

韩国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不久后，这个国家即将实现充分城市化，工资的上涨将使韩国产品很难再完全诉诸于价格竞争。虽然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少数几个大公司仍支配着其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韩国教育系统仍然不强调培养创造力和横向思维。韩国企业的等级制度森严，年轻人大多按部就班，几乎没有自主创业的动力。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韩国的国际竞争力必定会被削弱。

不同于日本和韩国，当需要解决此类问题时，中国有充裕的时间为转轨做准备。目前，它远未达到其增长极限。无论如何，本书中所讨论的种种极限，本意是作出预警，而非预测。如果中国成功选择了一条建设性的未来之路，此类极限自然会烟消云散。

此时此刻，一个巨大的机会正摆在中国面前——再复制一遍过去30年的惊人壮举。中国可以再次向世界展示将精明远见和审慎管理相结合后可能达成怎样的成就。我希望中国令人神往的经济发展能继续下去，也希望本书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一点小作用。

丹尼尔·阿尔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