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纳粹主义是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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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