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还是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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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在家，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

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

十六票；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2］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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