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1923年11月，这位“领袖”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份，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