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通常那些股肱之臣，都是先皇留下来的，希望后继皇帝能延续“大行皇帝”之余威，继续开创伟业，对皇帝施行高标准严要求。而那些在宫廷里出生与长大的皇子，在激烈的皇位之争中险胜，哪个又拥有气吞八方之势呢？所以，让顾命大臣辅佐出一代明君，本身就是方向性的错误，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最终难逃“文死谏、武死战”的命运，都难以使得最终君临天下的皇帝有所作为。也有皇帝是任用酷吏做爪牙的，但从来都仅仅是统治工具。酷吏是不能作为心腹的，否则注定要被抓得遍体鳞伤，甚至把自己的心肝摘出去吃了都有可能。所以，皇帝一般把太监当成心腹，股肱之臣往往都会靠边站，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为什么会受到乾隆帝如此特殊的宠信并被委以大权，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呢？难道真像纪晓岚、刘墉他们取笑我为“和公公”，是从我的长相来演绎的？我生就一副女人相，说话自然有一股娘娘腔、太监腔吗？或者，我成为皇帝的亲信，是因为我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诸葛孔明再生吗？是的，我确实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临机应变，文化水平也相当高，记忆力特别好，精通满文汉文，还会蒙文和藏文，具有一定的处理朝廷政务的能力，但我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无法比拟。论才学，我仅系一个名落孙山的小文生，算是半个文人；谈治政，不管是破除陈规积弊，建立新的重要制度，以及处理国家大事，还是除大奸，荐大贤，都没有大的建树，没有太多流芳百世的政绩；讲武略，以我与阿桂奉旨统军征剿甘肃苏四十三起义为例--阿桂正在督办河工，我先到军前，急于立功，欲于阿桂到来之前扑灭起义，擅自决定分兵四路进击，却大败而归，损兵折将。在那次战斗中，勇将总兵图钦保阵亡，我没有奏报是自己指挥不当以致失利，还隐瞒了图钦保捐躯之事，颠倒是非，弹劾勇将海兰察、额森特的先战取胜导致清军受挫。阿桂赶到军营后，问失利之因，我诿过于“将帅傲慢”，不听调度。在大学士、军机大臣中，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的军国重臣，位高权重，论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要强过我。尤其阿桂，文武双全，军功政绩皆有，是当时众所公认的超出任何大臣的名帅名相。我在乾隆四十一年起任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二年任大学士；在乾隆四十六年至去世之前，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在乾隆四十六年，特别是乾隆五十一年后，在受宠信和被委以大权上，那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我。乾隆错爱了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和信任，我才有了如此大的权势。皇帝依赖我，有事情找我商量，缺银子找我要，不把我当成心腹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