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了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如果中产阶级精英统治这一“美国信条”不在公司有所体现的话，那么该组织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除非工业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成员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和目标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的目标和模式之间有关系，否则的话，工业社会本身将无法有效地运转，甚至无法存续。

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型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例如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

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

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需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的晋升机会。

关于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对美国企业进行观察研究的学者们，包括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都意识到现代企业是将权力从股东那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那里。在企业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与拥有企业的人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可能会做出一些会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的社会要想有效运转，真个社会必须能够“使我们的工业制度中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德鲁克设计了一系列策略使管理权合法化，其中包括权力下放（详细分析见第四章）、正确辨别领导者和领导力特性（见第六章）以及将人性中更具毁灭性的方面转化为伤害相对不那么严重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