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施塔尔关于权威合法性的论断是完全以基督教上帝的在场为基础的。由于他只是在基督教框架下全力拥护君主立宪，所以他并未发展出一个能够在神圣灵感之外的物质王国里建立起合法领导地位的制度。

在德鲁克多产高效的一生中，如何使管理权力合法化是他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正如作者杰克·塔兰特所指出的那样：“德鲁克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合法化的问题。他带有妥协色彩的努力总结在这样一个结论中：‘企业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一点并不就意味着它就不合法。’”因为其宗教和神学观点使他无法全然相信本身也是人的管理者，德鲁克试图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遏制常见于人身上的滥用权力的倾向。其他一些对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们也给他提供了不少方法，以期约束管理的权威或者将权力引导到最不会造成伤害的道路上。但是，1932年的时候，德鲁克就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在责任的基础上，而责任最终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合乎道德的价值观而不是人为价值的基础上。

由于缺乏一个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神，关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其著述中，德鲁克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探索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回归信仰、回归联邦主义。围绕权力这一主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答，这揭示出一个根本问题：在一个设计成将人的自由最大化的人类制度当中存在着终极的不信任。在世俗化了的二十世纪的情境下试图维持施塔尔十九世纪所提出的哲学理念，显然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1797－1853）和威廉·洪堡（1767－1835）

约瑟夫·玛利亚·拉多维茨是在巴黎接受教育的。他曾经为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后来来到普鲁士，入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普鲁士家族。拉多维茨后来在1836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日耳曼邦联的联邦议会在军队方面的代表。他提出了一个于 1848年统一德意志的温和计划。拉多维茨希望能够填平现有秩序和德意志各国革命势力之间的鸿沟。

威廉·洪堡是在柏林长大的。1809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他坚信政治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他也特别担心个体究竟如何才能在一个中央权威不断强化的国家里提出文化诉求。洪堡接受了关于“修养”（Bildung）的德意志理念，这种教育是指一种精神性的过程，是个人通过类似人文艺术理念的教育而获得发展；“修养”极为复杂，涵盖了对性格发展和个人美德的理想以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洪堡的目标是让“修养”的精神渗透整个德国政府。他对未来的期待是“利用行政官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最终，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国家（staat）和修养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会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带来持久的影响。”

在变革中保持稳定。和拉多维茨一样，洪堡也试图在两个政治极端中寻找到一条道路，围绕一个温和的概念将德国不同的利益群体统一起来。正如一个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洪堡推行的计划既不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而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拉多维茨和洪堡为德国政府所设定的愿景为德鲁克提供了一个中庸政治的范例，这些愿景有助于发展出理论上缓和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

施塔尔、拉多维茨和洪堡“三驾马车”关于如何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维持稳定同时实现变革的观点引领德鲁克致力于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践的全面研究。而这最终也帮助他写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这本恢宏巨著中，德鲁克指出，如果社会机构希望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就必须通过发扬企业家精神来推动变革。缺乏创新就会使组织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要维持稳定，除了发扬系统化的企业家精神别无良策。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中，稳定和变革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端；事实上，它们更像极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一个机构，越是围绕创新和变革来组织行动，越是要靠促进稳定的机制来平衡各种变化。在千变万化的时代，最为重要的是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促成共同的理解和信任。

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与对权力运行的限制。德鲁克一直在推广稳定和变革之间获得平衡这一主题。受到德国三大思想家的影响，他对革命所持的态度尤为审慎，即使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认为，一个社会要根除长期累积的弊端，就有必要发生间歇性的革命。相对于间歇性的革命，德鲁克更倾向于持续不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