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的影响

尽管德鲁克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也采用了经济学方面的许多原理来支持他的管理理论以及他对政府和社会的评判。他一向致力于让组织的领导者变得更有效力和效率，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灯塔”，同时，他也渴望能够创造一个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人的学科”。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作为一门让人将各种任务完成的艺术，能够复兴经济学，并后者之成为一种道德的力量：“基于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可能会完成所有经济学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既是一门‘人文学科，’又是一门‘道德哲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也是严谨的‘科学’”（德鲁克，1980，p.18）。

德鲁克通过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来强调道德对经济学的光照，这使得他的思想可以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组织上。尽管德鲁克发起了重要的为利润辩护的运动，他同时也将利润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关联起来，使得后二者成为更重要的进步的衡量指标。最终，不只是商业人士能够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实践，而且，医院的行政主管、大学的教务长以及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主管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德鲁克在其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中将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作为重要的价值衡量指标，所以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商业的努力。

随着经济学开始聚焦于人，德鲁克意识到经济学与社会学者们学科有着内在的关联。创新也好，劳动生产率也好，都是在由人的社区中发生和形成的，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对于德鲁克来说，经济学和社会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致力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是工作场所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最终，那些对德鲁克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各种机构，包括那些产生利润的机构，都是社会性的实体，都必须提供一种社区感。

在经济学方面对德鲁克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尽管熊彼特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做到了将这一学科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经济历史的范围内。在第七章关于社会生态学实践的探讨中，也会涉及其他一些对德鲁克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学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财政部长。当时的奥地利，金融情况非常糟糕；可怕的现状，加上熊彼特直言不讳的政治观点触犯了他的众多同事，最终使得他丢掉了这一职位。1919年10月他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后来，熊彼特还有过一段简短的也不那么成功的在银行界工作的经历，随后他便回到了学术世界，最终在1932年来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尽管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一直被笼罩在年轻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阴影之下。

熊彼特对于德鲁克的主要影响是，前者认为利润是一种道德律令。

利润是一种道德力量。在“熊彼特对决凯恩斯”一文中，德鲁克表达了对熊彼特关于利润是道德和伦理系统之一部分这一观点的认同和赞赏。对该观点，熊彼特并没有给出过明确的论证，但是德鲁克从熊彼特的理论中总结出利润是道德的这一观点。熊彼特将利润同企业家所承担的角色关联在一起。当企业家进行创新时，他们能够因而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因此，利润内在于企业家的活动中：“没有发展也就不可能产生利润，而没有利润发展也无从谈起。”当竞争对手推行了同样的创新手段之后，利润的水准会随之下降。如果再没有新的企业家活动引发新的创新的话，那么利润也就丧失了提升的动力。熊彼特意识到，利润并不是对企业家冒险行为的回报，相反，利润“在一个新的企业中，是其收获超过了生产成本之后才所产生的暂时的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