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别处不同的是，此处，路边的农人还能看到许多学子，或乘木轮车，或踏麻鞋，从四方赶来。淳于髡、孟轲、田骈、环渊、鲁仲连，名声不那么响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绝后地辐辏至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对学术的喜爱确实也是田氏的家族传统。厚养学士几乎成了父子祖孙间的竞赛，学术领袖可以得到豪华的住宅、高额的津贴，其来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丰富的馈赠。

他们被赐以上大夫的官号，但只享受其禄米，并不需要在职位上工作，也不承担任何具体事务之责。有官无守，有言无责，论政不合也不被加罪。这种情形非常独特。当时的诸国，虽都有养士之风，却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这样胸怀宽广。

齐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一些学士或在政治或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卓越，或给这个国家许多建议。但战争消灭了余裕，新的秩序根本来不及产生。齐秦之间的诸国，很难说对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惧的上风。最后，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是一个野蛮国家，而不是齐国。

后人对齐国的命运多加讽刺，因为齐国的政治状况恶化时，自由的学者像候鸟一样离开。这种作风在战国时属正常，被广泛接受，却不会为大一统社会鼓励；更何况稷下学者思想的幅度，早已超出专制帝王所能容忍的范围，后者从秦国尚可学到一点儿经验，而只好视齐国为教训。

战国时代在后代屡遭正统人士批评，但后代成员的创造力，只在社会结构崩溃时才偶尔焕发一次。这一点，以及稷下学宫的兴盛与齐国之最终不免于灭亡，真是一个讽刺—不过不是对齐国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