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家有两女倍其赋”的汪士铎自己倒生过五个女儿。他的长女淑芹，在洪杨之乱中投水死，年二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汪所论的二十岁“正寿”。然而，“虽曰正命，然自为人父者，思之则不能为悲也”。他最钟爱的二女儿淑苹，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岁，实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记里颇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米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

“爱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铎对女儿的感受。对女儿的爱怜，对社会和自己的厌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铎的第一个妻子老实温顺，有时汪士铎不讲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铎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时，因为要省钱给女儿办嫁妆，舍不得求医问药，遂至不起。汪士铎多年后才说：“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为无子，汪士铎续娶了一位年轻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铎嘴上吵不过，手上打不过，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愤，说她种种凶悍，“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诅咒她“死于凌迟之国法”，或“死于拼命之骗人”。

憎恨汪士铎的人或许要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了。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记》中一些可骇的主张。不过，汪士铎的人口主张，终究不是什么严肃的社会理论。他看到了人口问题，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只好故为狂怪之言，聊泄心头之闷。他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古代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没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铎有两句诗，最可玩味：“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我读过的愤世之言，当属这两句最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