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们人类本性自私，同样不像个科学论断。不仅在研究基因的时候科学不涉及道德，即使在研究人的时候，科学也不涉及道德——不管是有德还是缺德。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何止利他？贪婪、残暴、羞辱他人，不也是人的特色吗？

哪种动物会羞辱同类？一群非洲狮撕扯斑马的场面也许有点儿血腥，镜头中，别的斑马在几步外悠然吃草，它们知道狮子只是要饱餐一顿，并无残暴滥杀的本性。人就不同了，系着红臂章的年轻人在车站广场把一批一批的“坏人”暴打至死，路人哪个不胆战心惊，尽管自己对满足这些年轻人的自利毫不相干。间斑寇蛛织网捕虫也许体现了一段机心，但哪只蜘蛛曾织下天罗地网，把成千上万敢说句真话的读书人尽收网中，让整个民族从此断绝了独立思考和真率？人的仁慈大度很难用自利来解释，人的贪婪、残暴、阴险又何尝能用自利解释清楚？

经济学、博弈论等只涉及策略。一个漂亮的农村姑娘进城卖菜，一斤青菜赚两毛钱，一天挣三五十块钱；旁边是发廊街，那里的姑娘一小时挣三五百块。在经济学视野下，她们之间的区别是生存策略的区别。我还真不止一次读到过聪明人的议论，教导我们不要掺入品德高下这种“道德偏见”

来看待这类事例。我觉得还有商量余地。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纳粹把犹太人送进焚尸炉，日本鬼子在南京烧杀奸掠，因为他们选择了一种和甘地、特蕾莎不同的生存策略？

可以——如果你是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博弈论研究。生物学、经济学、博弈论，各自在自己的学科框架内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各有各的成就和效用，但它们从来不是对人性总体的研究，从来不可能发现“人的本质”。科学只能揭示机制意义上的原因，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不道德的行为之有原因殊不少于道德行为。为了揭示机制，科学家必须排除道德不道德的区别，巴勒斯坦青年身缚炸药闯进平民人群中，这是自利还是利他？是英勇就义还是滥杀无辜？要思考这些，需要查看的不是基因，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正义观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双方对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感受，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有别于科学的另一个层面上思考。

你自私，也许没谁拦得住，但又何必弄得好像那份自私背后有一套科学原理的支持？

我们这一代谁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有他客观的尺度，我呢，只是从一己的视角来看。我1952年生在上海，6岁在北京上小学，知识分子干部家庭，这大致划出了我着眼的“我们这一代”。有一种说法，叫做“老三届、新三级”——“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学生，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这种说法，大概既有点儿客观也有点儿个人，我的朋友、熟人差不多都在这批人里。

一鼎革之后，发生了很多大事件：“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我记事晚，这些等于没赶上。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开始切身记得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不知道“反右”反得全民噤声，“大跃进”才会无人敢阻挡，“大跃进”又带来了“三年自然灾害”，只知道忽然饭不够吃了，没肉了，没油了，没菜了。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叫做小球藻的东西，据说营养丰富，可以代肉。我现在还记得那味道，我们小时候，吃东西不挑不拣，即使如此，下咽也觉困难。课上到第三节，已然饥肠辘辘，只惦着午饭的钟点，全然听不进老师在黑板前嘀里嘟噜讲什么。不过，那时候没什么抱怨。一切思想感情都是从接受事实开始的。你要是生在三色犬家族里，不让你吃肉你就难受；你要是生在草鱼群里，成天吃小球藻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没有比较就没有苦乐，我们不知道成百万成千万的农村人正在饿死，并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些幸运儿，我们倒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产生出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