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美国总统已经暴露出他们对经济学知识领会得太少。肯尼迪曾经承认，他能记住美联储推行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名字是以字母“M”开头的（货币政策的英文monetary policy也是以M开头的）。显然，肯尼迪不会任命叫Volcker（沃尔克）或Greenspan（格林斯潘）的人担任这个职位。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总统大选是一段难挨的日子。每当一位政治家向他或她的选民承诺会有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多的武器弹药时，经济学家必定要对其灾难性的后果发出警告。经济学家为提高经济素养所取得的任何进步立刻就会被候选人天马行空般的信口雌黄彻底毁掉。正如电视的黄金时段一样，大选之年的演讲就是政治的黄金时段。每当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上，他不能允许自己比《贝弗利山庄的乡巴佬》里的杰德·克莱皮特还要老于世故。当然，对于某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难看出为什么政治家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与向大众所讲的话相比，经济学家彼此之间所讲的话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模型语言”。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会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先要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上精简出几个最重要的因素。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会取决于下述几个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政治运动和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分离并且排列出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必须设计模型，并且要去掉一部分不确定数量的可能原因。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是那些能设计出最持久耐用模型的人。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要建构模型。物理学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天文学家仍然在使用哥白尼的理论框架，托马斯·库恩那本经典却有争议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要比那些“难懂的”科学更难呢？在此举例帮助说明问题，设想有一台肾脏的外科手术。在对X线诊断报告进行检查之后，外科大夫了解到病人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之下大概两三厘米处。然而，假设当外科大夫切口之后，却发现肾脏改变了位置。依此类推，当一位经济学家分析原因且估计它们的影响时，其影响程度早已改变了。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学科也在改变。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难懂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太容易变化了，因此它就难以固定，更不用说加以研究了。毫不奇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经济学大师要满足一组特质的要求，这要比当骑士甚至是圣徒所需要的特质还要非同寻常：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表述。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根据过去的事实研究当今的现象。人类的本性及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必须目的明确，而又淡然无私，他要像艺术家一般超然物外，且不可以被利诱，然而有时又要跟政客一样近乎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