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传统上，社会被分成四个阶层：最上层是有文化的学者、官员（在日本是同时充任社会管理者的有文化的武士贵族），其次是农民（社会的主要支撑者），再次是工匠，商人（被视为不事生产的社会寄生虫）被安排在社会底层，再往下是士兵（除了在日本）、矿工、流浪汉和麻风病人，当然还有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商人地位的低下只是一种假象；商人的人数很多，很富有，通常都有权有势（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归之于与官场的密切关系）。大多数商人来自绅士或受过教育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个儿子在朝做官，其他诸子则或打理祖业，或仲裁地方事务，或推进地方发展事业，或向年轻人设塾施教。许多商人实际上也是朝廷官员，管理国家金属、盐、大米的垄断贸易，有的还执行与政府签署的运输合同。军队将领通常也来自绅士家庭，也会通过类似途径崭露头角。

在东亚，要取得成功，不能冲撞社会体系，也不能采取社会体系不认可的方法，而是要在体系内运作。从内部运作会有丰厚的回报。精英家庭拥有的财富足以供养一大家子和众多的子女。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不得不将家庭规模限制在他们能供养的范围之内，平均只能有两个左右的小孩；他们住在两三间极其简陋的土墙茅舍里，通常还要腾出圈养家畜的地方。精英们则住在木构瓦房里，拥有许多院子，足够诸子和他们的家庭居住。女孩子嫁入夫家，就成为夫家的一员。在生出儿子之前，她们在夫家没有财产权或继承权，也没有地位。妻子和寡妇被要求守节，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能再嫁，而丈夫却可以再娶和纳妾。这种令人吃惊的两性不公平起因于东亚社会父权制的基本特点。按照父权制的规定，东亚人最为看重的“姓”，以及家庭传统和血脉，都要通过父系来延续。女性的重要角色是养育儿子，如果她们不能生育男性继承人，就会被丈夫休掉。家庭在人们看来是最重要的。东亚人写自己的姓名时，总是将姓放在首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称谓，而自己的名字则排在姓氏之后。家庭是安全的避风港，没有人能自外于家庭。在古代东亚，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民众的养老问题，也没有什么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