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不可持续的债务并重新开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还没有债务人监狱，而英国债务人曾经因债务拖欠问题最终在监狱煎熬多年。自1898年以来，每个美国人都一直享有清算或个人自愿重组的权利。不论贫富，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把破产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几乎等同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中蕴涵的这种理论是为了鼓励创业，以促进建立新的企业。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计划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出差错也有机会得以喘息，从而使天生的冒险者通过试错学习吸取教训，直到他们终于弄清楚如何赚取100万美元。毕竟，今天的破产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成功企业家。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在发挥着好的作用。许多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早期的努力并未如愿成功，其中包括番茄酱大王约翰·亨利、马戏团掌门菲尼亚斯·巴纳姆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有这些人最终富甲一方，至少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去尝试、去失败，然后重新开始。然而，如果细细琢磨，你会发现在田纳西州却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在孟菲斯破产法院的民众并不是破产的商人。他们只是普通的无力支付账单的个人-年老的美国人如果没有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往往会突然面对大量的医疗费。破产的设计旨在帮助企业家和他们的生意，但现在98%的破产案属于非商业类。破产的主要驱动力丧失了创新精神，而转变成消费信贷。2007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早在1959年，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平均不到16%，而现在达到24%。今天的金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种消费贷款爆炸式增长的原因，并估算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这种后果似乎有可能在破产率不断攀升的地方-如田纳西州等地-发生）。

在我们可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金融体系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市场在过去20年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全球化。回答问题必须基于货币和银行的演化，而其中负债是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货币创造和金属货币之间联系的突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和信贷繁荣，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衡量广义货币输出在过去100年的流动性比率，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广义货币在“黄金兑换窗口”关闭前约占70%以上，到2005年上涨一倍还多。在欧元区，这种增长趋势异常突出，从1990年超过60%到今天不到90%。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下降。欧洲银行资本现在不足其资产的10%，而20世纪初约为25%。换言之，银行不仅考虑吸纳更多的存款，而且它们把其中较大比例放贷出去，并尽量减少其准备金量。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大约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国际银行业总资产在2006年12月约为2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