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债券市场存在着很多漏洞。在伦敦城这个19世纪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富有的投资者还是少数。19世纪早期，英国持债人的数量不足250 000人，仅为当时该国人口的2%，而他们拥有的财富则是该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还多，他们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左右。1822年，来自国债的利息收入大约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公共开支的一半，超过了该国非直接消费税收的2/3。直至1870年，上述比例仍没多大变化，分别为1/3和超过一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税收制度：许多常用必需品需要征税，用以向少数人支付利息。难怪像威廉·科贝特这样的激进派会奋起抨击。在1830年创作的《骑马乡行记》一书中，科贝特这样写道：“所有的国债、税收和赌博都是导火索，民众很自然地被激怒了……为了人们那点可怜的收入。”他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整个国家都会毁在“那些向民众放贷以维持这个罪恶社会体制的人们……包括借贷股票经纪人和储蓄经纪人……犹太人和所有征税者”的手里。

如此激烈的言辞并没有动摇那些人（在法国，像食利者这类人，他们从政府公债中获得“年金”收入）的地位。相反，1830年之后的几十年成了这些欧洲食利者们的黄金年代。拖欠变得不那么频繁了。由于金本位制，纸币变得更加可靠。暂且不谈日益普及的公民选举权，食利者们的成功引人注目。储蓄银行（政府经常要求储蓄银行发行公债作为其本金）的日益崛起，真正将社会间接地纳入到了债券市场中。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尤其当与经济生活交织在一起时，这些食利者们依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巴林银行、格莱斯通银行的中坚力量。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