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阿根廷财政部部长多明戈·卡瓦诺颁布了新的可兑换比索，这已经是阿根廷一个世纪以来的第六套货币了。但这种方式仍以失败告终。事实上，1996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最终降为零，3年后的1999年，通胀率甚至变成了负值。但是国内的失业率停留在15%的水平上持续不降，收入的不平衡也略强于尼日利亚。此外，货币的限制并没有与财政的限制联系起来，阿根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了国际债券市场而没有去稳定收支平衡，造成了政府公债从1994年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上升至2001年年底的64%。简而言之，卡瓦诺尽管稳住了货币的价值，打击了通货膨胀，却没能控制住潜在的社会和制度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过去曾一度引发了多次货币危机，这为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以及发行另一种形式的货币提供了平台。在2001年1月和5月两次救济援助后（分别为15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阿根廷第三次伸出援手。在2001年年末，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了12%。阿根廷政府宣布延期偿还其所有的外债，其中包括共计810亿美元的债券，这也是其历史上最高额的债务拖欠。

阿根廷的实例向我们展示，债券市场并没有最初建立时那样强的影响力。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和英国债券市场平均295基点的利差远远无法弥补投资者如巴林兄弟在阿根廷投资所冒的风险。同样的，1998~2000年期间，阿根廷和美国债券平均基点利差为664点，也无法平衡拖欠债务所冒的风险。当拖欠的债务公之于众，利差升至5 500点；到2002年3月，已经超过了7 000点。而在长期痛苦的交涉之后（共涉及152笔债务，6种货币形式，8个管辖范围），近50万债权人中的大多数同意接受新的债券，约合为1美元的35%-这是债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阿根廷的债务拖欠使（经济增长从此显露头角，而债券基点利差则降至300~500之间）。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主权国家债务人会去实现自己对境外投资者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