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秦始皇帝，在对待历史传统上，表现出了亘古绝今的骄傲。即使对三皇五帝这样的人神，也一概没有进行封赏。在后来的大出巡中，始皇帝除了曾经在云梦泽向九凝山遥遥拜祭了舜帝栖身地，在会稽郡拜祭了大禹陵，对其余神圣、圣王及其后裔，一概不予理睬。而舜帝与大禹，又恰恰是五帝之中最干实事、功劳又最大的两个人。不给六国王族遗民以安抚政策，基于政治制度而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傲视一切既往神圣圣王及其遗存后裔，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

历史主义地看，对既往神圣的不予封赏，并不是帝国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在尊重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神灵理念的始皇帝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汉高祖一样，对存在于当时现实的深厚而久远的人神理念，给以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既不影响政治文明的创新，又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更为广阔的纵深性。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全球文明冲突的历史已反复证明：精神领域的软体战略，是任何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存在并实现扩张的根本立足点之一；不自觉培养精神领域的战略意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走不远的。

6.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7.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文明的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