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美籍德国学者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有一个颇为惊人的副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他的基本理念是以政治体制模式为文明核心，将人类文明分作两大类：西方民主文明和东方专制文明。包括中国、埃及、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大部分东方国家，都是基于远古治水而生发的专制主义文明；西方世界则是民主文明。

大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著作，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文明形态。它们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这些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人类生命史的灿烂华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进史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原创的探究与反思，都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未来变化趋势。

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文明，既然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反映，为什么还要受到远去的历史的制约？

五

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

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在早期国家时代生成的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

一切族群的生存方式显著地区别开来，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数的“这一个”。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与传承性的创始期文明形态，我在 1993年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称之为“原生文明”。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