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战争的理论总结能力，是一个民族战争经验值的衡量线。

中国是世界古典时代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古典兵书的绝大部分，都产生于此前三千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对战争与军事的研究总结，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学问领域，这就是威名赫赫的“兵家”。在后世编纂的《武经七书》中，有五部是前三千年产生的兵学著作。这就是--

《六韬》作者吕尚，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春秋时代的齐国名士《吴子兵法》作者吴起，战国初期卫国名士《司马法》作者司马穰苴，春秋时代齐国司马（国防部长）《尉缭子》作者尉缭，战国时代秦国国尉（国防部长）

这一时代已经确认的被焚毁的兵法著作，还有战国时代魏国名将信陵君的《信陵君兵法》；失传而在当代重见天日的，有战国时代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所有这些兵学著作，都是那个时代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兵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都将战争军事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整体问题，而不是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这一最基本的整体研究立场，使中国古典兵书的战争思想与军事思想表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高度，为

国家对战争现象的整体把握，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资源。

具体地说，《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始计》。什么是“始计”？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思索，那时称为“庙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战争还处于静态出发点时的总体战略运筹。这一运筹的最高原则，就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应该说，这个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对战争现象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战争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同样，《司马法》一开篇就提出了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制止战争，此所谓“以战止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国家对于战争所应该保持的最高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产生于战国末期，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四重境界是：“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这就是说，战争胜负的根本，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尉缭子》提出的四大原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