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幼年的我和妹妹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当时学生中，流行请人题写纪念册留作纪念的风气。我想，跟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袖认识了，何不请他也给我题写纪念册？

我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纪念册。有一次,蒋介石带着我散步时，我向他提出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