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对他的评价是“绝顶聪明”，但跟他无法合作，因为刘航琛做事从来是计划得很好，但有头无尾，事情不做完，要等你去给他“擦屁股”。弄得我父亲对他感到很恼火。

刘航琛不愧为学经济出身，对数字有极好的记忆力。

比如，我父亲在上海买了一处房屋，有仆人来报告，说房子的事情办好了，电话也安上了……过一会儿，有人问我父亲上海新房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父亲说没有记住，刘航琛在一旁马上就说了个数字，说：“就是这个号码。”一打，果然不错。我父亲奇怪：“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刚才你仆人告诉你的时候我就记住了。”

那时，刘航琛这样的人到哪里去办事一般要坐轿子，轿夫是三个人（轮流抬轿），在外面等他时，没事干，就一起打四川人爱打的那种“戳牌”玩，有时刘航琛办完事出来了，轿夫牌没有打完，他就叫他们不要慌，继续打，他站在一边观战，等一局牌打完了，他马上报出谁赢了多少，谁输了多少，谁该给谁多少钱，一分不差。

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名声是没有的事，不过，刘航琛倒真的想要收我当他的干儿子。

那是1940年，我在汪山“双堰塘”养病的时候——因为我淋巴结肿大，当时说我是肺病，都是听私人医生说的，他说啥子病就是啥子病，现在看来诊断是有点问题的，医生要我在山上养病，多呼吸新鲜空气，那时我家在汪山的别墅还没有修建好，我就住到了四叔的“双堰塘”，家里还专门请了个特别护士跟着我，按时给我吃药，按时带我到山间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有一次，刘航琛来“双堰塘”玩，多喝了点酒，有些醉了，硬是缠着我父亲，说国雄这娃儿乖，他喜欢，要收去做干儿子。我父亲坚决不答应，说：“我从不做这样的事。”刘航琛借着酒意，闹了一晚上。

他为什么要想收我当干儿子呢？一是他喜欢我，二是他心中有痛苦，他的一个儿子，在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日本飞机轰炸时，飞机扫射机枪，他儿子躲在屋里床底下，子弹穿过屋顶和床铺，把他儿子打死了。

后来有人不知道情况，问他儿子被日本飞机打到没有，他说：“打了个包。”又问他伤得重不重，他就说：“打了个坟包包。”作为父亲，他心中的痛苦，不轻易示人。

捐助教育二三事

父亲一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同时又很重视教育。除了要求子女都认真读书，尽量读上大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支援了大批从沦陷区流亡到四川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