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娘家贫寒，除父母外，还有一位胞兄，20世纪30年代随军（母亲本人也说不清是什么部队）出走后，杳无音信。母亲一进康家门，就面对着人口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当时，我们家人口包括：三位祖母，大伯父的遗孀及幼女共五人，同父异母的姑妈两家共七口人，以及父亲前房太太留下的六个儿女。大哥的岁数比我母亲还大一岁。再加上母亲从小没上过学，认字不多，要她应付这个大家庭，其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母亲勤劳、热情、心地善良，但性格外向、急躁。她嫁给父亲后，在康家并没有正式夫人的地位，因而，除祖母和父亲外，她备受其他家庭成员的欺负和歧视。

我大哥有时欺负她，嘲笑她不过是个“姨太太”，她就毫不退让地回敬他：“康家要不是姨太太，都绝种了！”

后来大妈对我夸我妈，说她有反抗精神，康家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确实都是姨太太生的。

由于母亲的关系，我的出世虽然给祖母和父亲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却也招致一些人的忌恨。

我的幼年及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度过的。

战争环境使“小先生”厌学

听家人说，我从小天资聪慧，口齿伶俐，招人疼爱。我五岁多进巴蜀小学住校读书，学习成绩很好。一个星期只准回家一次。那个时候就有校服，我们拍照的时候都得穿校服。相当于贵族学校了。

我还记得，那时就是想家。确实，当时年纪又小，家里条件又好。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下了自习，回宿舍，一走到那个地方，我就看到那个马路，就在那个山脚下，我一看到马路就开始哭，每天如此。

宿舍条件还可以，一人一张床，还没有上下铺，一个房间里有六七张床，条件还是不错的，和公立学校不一样，还专门有保育员，还有管生活的，就是照顾我们的生活老师。当时学生跟这些老师关系也不错。

小学一年级，1936年的4月4日儿童节，我参加了重庆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获得低级组第一名。那次比赛，分高级、中级、低级三个组，三个组的第一名都是巴蜀学生，高级组第一名叫杨庆雄，他讲的题目是“国难和四川儿童”；中级组第一名是我五哥康国藩，讲的题目是“儿童的救国力量”；我讲的题目是“我的志趣——做小先生”。我们康家兄弟那一次就占了两个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