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因杨森被宣布为“战犯”，其财产全部收归国有，那么，美丰银行付给杨森的二百条黄金，就被认为是“转移敌伪财产”了，不但遭到政治上的谴责，还要由美丰银行如数“赔偿”给国家。

我父亲与三叔康心之已经约定：必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绝不逃出国外作“白华”。父亲在此前为业务上的事去过一趟香港，美丰银行在那里开有一家子公司叫兆丰公司。后来美丰银行停业清理中，从香港兆丰公司调回了30万美元。如果父亲当时留在香港不回大陆，是很简单的事。但他还是回来了。他认为只要战争结束了，不管哪个政权上台，都要恢复经济，他都可以发挥作用。

为了防止被蒋介石集团胁迫、绑架去台湾，我父亲和三叔一起躲到了重庆远郊北碚的美丰银行办事处，北碚是他们的好朋友卢作孚长期经营的“试验区”，卢作孚之弟卢子英是那里的管理局局长。

1949年11月30日晚，解放军部队从南岸渡过长江，打着五星红旗进入重庆城。我们在家里得到消息，大家都沉浸在兴奋情绪之中，对共产党领导寄予无限希望。“山那边呀好地方”的美好景象，马上就要出现在我们这里了。共产党要人人过好日子，共产党讲民主……这是我们青年人多么向往的一个社会啊！

我父亲和三叔在北碚迎接了解放军。卢子英在北碚公路两边设了宴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梁漱溟、孙伏园等各界名流，还有我父亲和三叔，都应邀参加欢迎。我父亲和解放军干部握手畅谈，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是“顿觉曙光照目，阴霾尽扫”。

两天后，我父亲才高高兴兴回到重庆城里。

意外遭到政治打击

我们庆贺国家从此走向正道，走向繁荣富强。我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一切安排，参加各种类似改造青年人的体力劳动，如同学们自己到河边背大米和蔬菜到校。大家响应共产党的各种号召，争先恐后地参加工作，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等。

1950年，巴蜀学校复学上课了。成立学生会，要选学生会主席，我的一帮朋友认为我有组织能力，在“四?二一”运动中又有功劳，提名我为候选人。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说是民主选举，实际已内定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