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幸与不幸

从教育部出来，鲁迅回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独自一人住着三间房子，他叫它补树书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摇着蒲扇坐在院里的槐树下，仰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虫每每冰凉地落在他的额头上。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时期的好朋友，同为太炎门生的钱玄同来访，谈到夜半时分始离去。两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古碑的抄本。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番对话，后来鲁迅把它写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接着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仅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几番交谈之后，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这便是转年四月间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出了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集。

这是鲁迅的幸。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正是这些短篇小说，奠定了鲁迅最初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