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服从多数”是“参与”，而“多数不抹煞少数”是承认“少数”的独立。这样相互尊重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上。

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起过巨大作用的知识分子当中，始终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并不多，胡适是这少数人中的重要一员。

在《胡适对民主的阐释》一文的开篇，周质平先生有一段话，可说是对胡适一生思想主线的概括：

胡适从他留学时代开始，直到1962年去世，半个世纪当中，民主自由始终是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也是他坚持努力的一个方向。终其一生，他确信民主自由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从不曾因为世界政局的改变，而动摇过这个信念。（《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29页）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主线且恪守不渝，胡适一生的为人行事，常常受到时人与当局的非议与非难。北洋政府时期，他主张过好人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他发表《人权与约法》，挑起人权论战，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立国之本。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战激情高涨，他参与“低调俱乐部”，主张暂时的妥协退让，增加国力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些，在常人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胡适却坦然地去做了，无怨无悔，也无忧无虑。

胡适的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现。对此，J．B．格里德是很欣赏的：

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诺言波及甚广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运动”闻名的变革潮流的工具。对于胡适来说，这些年中，他对白话始终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但是他所关切的事情远非是使书面语言恢复活力……在他论述文学革命的观点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探讨这些引起广泛问题的某些特点。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作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

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97　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