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一、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二、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三、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四、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五、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六、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针对以上六条，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词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却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褊狭的看法。这是因为，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