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王川平

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当她把这本《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交到我手中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作为中美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它到底干了些什么，它与后来发生血案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又是如何发生关系、产生如此巨大误解的，本书渐次展开论述，铺陈众多历史资料，从雾里海里把读者带回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地方。作为读者，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有良知多好啊！

按照中美协定，对日作战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立即结束。“蒋介石向美国要求延长中美情报合作，遭到美国最高当局即杜鲁门总统拒绝”；“1945年12月，中美合作所进行会计结算”；“1946年10月，中美合作所的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既然如此，那以后的“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其中的历史根源绝不简单。一是由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卷入了中国的内战，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二是在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同一空间，确实杀害了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三是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主任，与杀害许多共产党员的恶魔军统头子同为一人。四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斗争需要，情绪使然。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将中美合作所等同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派）罪行”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语却不能不发人深思。这不是用一句思想惯性、行为惯性可以解释的，尽管人们深知这种惯性的巨大力量。

其实历史也有许多偶然，许多无奈。就在中美合作所总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后来被执政的国民党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代表用来关押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这种历史的幽默，可能连孙丹年也不曾知道吧。

时至今日，与美国的情报合作问题，仍令巴基斯坦等国受困，清理一下20世纪40年代中美合作所短短四年的情报合作，或许还有更大的价值吧。我是这样以为的。不信，试试。

2011年5月

王川平，中国作协会员、重庆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党委委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