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于光远先生谈“童道主义”

1999年8月23日，我应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博士（他同时又是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生导师）的邀请，前去为苏州市“名师名校长培训班”作题为“教育：从爱心走向民主”的报告。开始我并不知道朱市长还请了哪些人，便不知天高地厚糊里糊涂地去了。到了苏州我才知道，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两位真正的专家，一位是华东师大教育学原理的博导叶澜教授，一位是听名字便让我如雷贯耳的于光远先生——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离开苏州时，朱市长向我表示感谢，我却真诚地对朱市长说：“应该感谢您，因为您给了我这样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我说的是心里话。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没资格去对“名师名校长培训班”作什么“报告”的，但我却不后悔这次苏州之行。因为在苏州三天，我亲耳聆听了朱永新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愿意称他为“教授”而不是“市长”）、叶澜教授和于光远先生的教诲，的确受益匪浅。其中最难忘的教诲之一，便是我在饭桌上听于光远先生谈“童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