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在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人的旗帜下，从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中提取“人性”、“民主”、“个性”、“创造”等精神元素，开始走自己的路了——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口语—思维训练、“语文生活化”与“生活语文化”、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班级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充满爱心的人格教育、面向未来的民主教育……

我渐渐取得了一些教育成果，并开始引人注目了——我的“事迹”出现在一些报刊上。特别是随着我的“影响”逐渐扩大，我所在的城市有人把我称为又一个“魏书生”，在网上也常常有人这样评价我。面对这些赞誉，我总是很认真地说：“请不要把我同魏书生老师相提并论。”

这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于魏书生老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想过成为他，也不可能成为他。我就想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用“中国的××”来赞美一个人，比如把张海迪称作“中国的保尔”，再早一些把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我不怀疑赞美者的真诚，但这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说法——在这样的称谓中，张海迪消失了，只有保尔；鲁迅消失了，只有高尔基。在我看来，作为独特的个性，张海迪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更是无与伦比的。

由我和魏书生，我自然想到了我和苏霍姆林斯基。无论怎样形容我崇敬（注意，是“崇敬”不是“崇拜”）苏霍姆林斯基都不过分，但我始终清醒地认为，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成为也不愿意成为另一个苏霍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