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很快就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年后，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填报志愿时，我想都没想就填上了“中文系”。我自认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基础”，理应进中文系“深造”。虽然填志愿时我在“中文系”前面填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但这仅仅是为了增加录取的保险系数以让我早日跳出“农门”而已。于是，1978年春天，我带着文学梦走进了四川师范大学。

坐在大学教室里，我才感到自己离文学其实还远得很：李白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巴尔扎克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真正的文学经典，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而现在对我的教育工作十分有用的教育名著（比如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当时则不屑一顾。我间或也写一些诗歌或小说，并且满天投稿。我曾经把我的“作品”寄给我很仰慕的作家萧殷同志“斧正”，还曾写信向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子铭老师请教“文学创作”。让我颇为失望的是，除了收到萧殷老师和叶子铭老师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之外，所有投稿无不石沉大海。

大学实习期间，我来到一所县城中学教高一语文。也许是我性格比较活泼而且和学生的年龄也相近吧，很快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一个月后，当返校的汽车开动时，我回头看到学生们正流着泪在追赶着汽车……回到学校，我还久久沉浸在对实习生活的回忆和感动之中，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首以实习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叙事诗《校园钟声》。虽然这首诗仍然没能发表，但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真情用笔写“教育”；或者干脆说，《校园钟声》是我的文学与我的教育美好的“初恋”。

正是怀着这种对文学“初恋”般美好的憧憬，1982年春天，我告别了大学，走上了四川乐山一中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