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但后来却当了教师。实话实说，参加工作最初几年我是想过离开学校去报社去电台电视台的，之所以没有走，学生的依恋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没门路”。直到参加工作三年后的1985年，我还偷偷地去报考过电视台呢，只是因为没有被录取，我才死了这条心。

既然只能当教师，那么悲悲戚戚也是当，高高兴兴也是当，我当然选择后者！怎么才能高高兴兴呢？我就多想孩子们可爱的地方，尽量把课上好，尽量和他们一起玩儿，这样孩子们也越来越爱我了。每天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能不高兴吗？也许有人会问：“难道就没有让你头疼的学生吗？”有呀！怎么可能没有呢？但我换一种眼光去看这些让人头疼的孩子，我便不再头疼了。换一种什么眼光呢？那就是“科研”的眼光。我把教育上遇到的每一个难题（班集体建设呀、“后进生”转化呀、早恋呀、作弊呀，等等等等），都当做科研课题来对待，把每一个“难教儿童”（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后进生”的称谓）都当做研究对象，心态就平静了，教育也从容了。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天都有新的领悟，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因而每天都有新的快乐。

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头衔”，不过就是想做一个“最好的教师”而已：踏踏实实上好每一堂课，仔仔细细批改每一本作业，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谈心，开开心心组织每一次活动（郊游、野炊），我高兴，学生也快乐。做这样的教师，多么有意思！不是没有过挫折，不是没有产生过烦恼，但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只要我的心和学生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只要我人格的丰碑深深地铸进学生的心灵，我就无往而不胜！我也曾遭到非议和误解，因而也有过灰心丧气的时候，但每当这时，我就问自己，我是为谁而工作？为同事的好评吗？为校长的表扬吗？为奖金吗？为职称吗？这些对我来说，当然也重要（可见我也并未“脱俗”），但如果这些与学生的评价产生了冲突，我心灵的天平指针首先倾向于学生一边！在我看来，一个教师是否“最好”，第一（或者说“首先”）应该看学生的评价。教师因学生而存在，我当然也是因我的学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