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春天，始自于他六十岁平反以后。直至九十一岁去世，三十年中他出版了五十多本书，几乎一年两本，著作等身。然而这一回真正引起我注意的，还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的一批惊世骇俗的言辞与行动。首先，我在一篇李文熹写的悼文里读到，“满子先生在著述中阐述现代文明的四块基石，一是希腊哲学，一是希伯来宗教，一是罗马法典，一是英美宪政；同时不无遗憾地揭示，历史没有赋予中国推动世界进步的使命，世界也就在中国没有成功之笔”。“满子先生引经据典地谈到：古希腊学者在所有问题上都争论，唯有在一个问题上不争论，那就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是专制政体。在此认识前提下，他们之间才愿意展开争论。而中国古代学者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达成默契：两千六百多年的政治哲学历史，从不触及君主专制政体，遑论展开争论，也从不涉及任何最起码的政体研究，却一代接一代无休无止地谈论什么典与礼、道与行、仁与义、修身与养性”。“他明确指出：种族、名族、文化、宗教、经济是不可能划分世界的。他截然说道：划分世界的标准就是民主与专制”。

偏居海外、孤陋寡闻的我，还忽然读到何先生的一系列“壮举”。这中间包括因在胡风事件中的“犹大”后来撰文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而勃然大怒，二十天内一连写下并投寄发表了近二十篇鲁迅式的精彩杂文，大大发扬了一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至于“连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人都说：‘其实我爱读何满子的文章，但不爱看他骂我的文章’”。

当然，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他对张爱玲的文学批评和对张爱玲热的抨击。作为文学批评，据赵玫在文章里介绍，何先生说：张爱玲专写一些遗老遗少、绅商买办以及城市家庭男女的感情纠纷，美滋滋的她，作为一个闺秀所异常熟悉的生活，以女性纤丽的文笔描述事态和人情的隐微，对人生作出机智的有时是辛辣的冷嘲，并以耍着这些曹雪芹所说的“精致的淘气”为乐。她本人亦沉溺在她所讥弹的人物之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员，不过是聪明的自我感觉上卓尔不群的一员罢了。她描绘现实，眼睛朝向着陈旧的过去。她解剖她生活伙伴的庸俗只为达到自己的“精致的庸俗”。这点精致却也是楚楚动人的。以上见解，堪谓精辟而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