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节重要故事，说是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准备重新登台演出，头天晚上还在家中破例用酒招待俞振飞，第二天却神情沮丧，说是我完了。原来八年歇业，梅在家中一吊嗓子，发现自己高音根本唱不出来，于是慌了。还是俞振飞来得镇定，他说别急，京剧一时恢复不了嗓音，可以先从昆曲唱起。于是第二天带一支笛子来到梅家，梅兰芳试了几出昆曲，唱得甜润婉转，听不出破绽，终于恢复了自信。

让我更加感兴趣的故事，其实还在后面。1948年底，俞振飞随马连良、张君秋去香港演出，不太顺利，遂改拍了三个月的电影。1949年3月，马、张去了昆明，俞回到上海。5月27日解放军进城，10月初俞应梅兰芳邀请到北京、天津演出，12月回沪。1950年7月，俞在上海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0月又去北京登台。年底接到马连良从香港来信，要俞到香港陪唱三个月然后一起回北京。结果想不到阴差阳错，马连良、张君秋都先后回到北京，而俞反而滞留香港。直到后来周恩来托梅兰芳写信请俞回北京，最终在费彝民的安排下，于1955年离开香港。如今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的这些陈年往事，使我突然意识到，那时的交通，竟然还是如此自由。原来只要有钱买票，去哪儿都行啊。

当时费给俞捎带的周恩来口信是，先回北京与梅兰芳拍《断桥》，然后回上海担任戏校校长，工资每月二千元。不料后来又冒出一系列插曲。先是田汉和导演吴祖光对俞的表演不满意，认为太油滑，原来是因为俞在香港为了讨好一般观众，“表演就竭力夸张，难免有点过分，走火入魔”。他于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顺利拍完了《断桥》。可是只拿到一百元的报酬，默默地回到上海，也没有当上校长，而是被安排在京剧团每月发一百四十元度日。由于1955年冬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他的《断桥》和周信芳的《打渔杀家》，后来忽然想起，要他们为1956年春的一个中央会议演出。幕间休息时陈毅来到化妆间，问起待遇，当即向文化部的官员建议，俞的工资应该调整一下。于是俞回到上海后，工资加到七百元。后来又评上文艺一级。据说当时上海只有袁雪芬与他是一级。而周信芳以及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是没有定级的，享受特殊的级别待遇。从这个故事中看出来当年在工资制度上有多大的随意性，今天想来也还是有些匪夷所思。

毋庸置疑的是，京剧当年在香港上座率不佳，所以马连良等人才十分愿意回到北京。昆剧更是早已卖不出价，所以“传”字辈的演员们生活都很清苦。新中国的成立，曾经为这批老艺人带去福音，惜乎好景不长。接下来的故事，无论我怎么说，都有些心中不畅：时间上的不顺，人事上的阻隔，逻辑上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