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顾准这个名字，就在我心中留下与众不同的震颤。因为除去像众人那样崇敬和惊骇于他的人格与遭遇之外，我还更多了一层个人的关注与好奇。在看到介绍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参与上海党的地下活动时，我留意到，他是和我父亲同时，由延安派来的刘晓和当地的王尧山一起亲自审批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的第一批二十几名党员中的一个。虽然他们二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顾准和其家人与后代的不幸，其实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

少年奇才顾准，比我父亲只小一岁，19岁那年写成的《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名义正式出版。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进过大学，初中毕业后就进了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做学徒，全凭聪敏好学，自学成才。结果上海好几家大学纷纷请他去讲课。中间还有过小插曲，大学看他太年轻，不肯接纳，会计所的老板潘序伦告诉他们说，目前国内只此一人能讲授，你们别无选择。

那一年（1934），顾准不仅登上了大学讲坛，还在上海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中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于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因组织被破坏，流亡北平，适逢“一二·九”运动。次年，又和夫人汪璧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工作，任党团书记。不久，又被分配到“文委”工作，与孙冶方一起领导王元化等人开展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这其间，我父亲也曾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和难民工作委员会先后担任党组成员和书记，和顾准应该说是老战友，虽然可能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而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和真实身份。1940年，我父亲受命潜入南京开辟重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而顾准则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担任财经处长，“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顾准再思录》，罗银胜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943年，顾准奉命赴延安工作，并得到陈云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