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顾准文集》《顾准日记》的出版，顾准一时被推向了公众聚焦的中心，成为街头巷议的“英雄”式“文化人物”。伴随着人们巨大的“追捧”热情，冷不丁又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顿时峰回路转，再起波澜。起因是，年轻一代学人林贤治忽然从部分《顾准日记》中读出“两个顾准”，也就是在1969-1971年的《息县日记》中，解读出一个“退化了”的奴隶主义的顾准，他不仅把自己的《息县日记》定名为《新生日记》，决心“继续革命”、“夹着尾巴做人”，还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斗、批、改”，以“狂热的气概”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此语一发，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众多对顾准的不恭之辞。而维护顾准者，则一口咬定那是为了自我保护而写下的“伪日记”。

带着极大的好奇，我翻看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知差异。原来问题的根子，出在今天的人们都把顾准当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一个早年投身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知识分子。这批人，身上本来是不具奴性的，或者说是要比芸芸众生的奴隶意识轻得多。例如，就在如今较少争议的《商城日记》中，除去如实记载饥荒年间的民间疾苦，顾准笔下是这样提及普通人们必定以诚惶诚恐的尊称去称谓的领袖人物的。“晚讨论周的‘伟大的十年’，粗读一遍而已”。“1958春所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Return to（回到）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但愿1960年有一个丰年，那样，也许毛先生自己也会变一变”。“可以体会一年来的变化，例如现在说紧张论，去年八大二届全会总路线才发表时刘的说法已不时髦，而代之以一穷二白”。这样直呼毛、刘、周，恰恰是老“布尔什维克”们才具有的独立性。

而对“文革”历史不了解的人，也会对1969-1971年间顾准的思想状况产生误解。虽然一般人以为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以“文革”之初接见红卫兵时为登峰造极，其实民间的看法却因社会的阶级地位不同而有很大差异。随着知青下乡以后，底层的民众已经开始有所觉悟和苏醒，而一路来被专政的对象，恰恰是在此时处于心理上最薄弱的时期。眼见得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接近尾声，而自己的处境却依旧是那样的恶劣，得见天日的可能是那样的渺然。此时的顾准，更添失妻之痛，显然已失去了在商城时所仍然具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底气。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加使顾准这样的爱国者，要在调整思路的情况下，继续幻想或是憧憬着如何为党和国家出力。顾准（也包括像我父亲这批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在当时的体现，就很有可能被后来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误解误读成奴性的表现，以至于产生所谓“两个顾准”的想法、疑问、或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