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与时俱进”地一想，似乎对于国学的式微也就可以释然。不过对于当代中国作家只从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里接受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还一时辨不清究竟是福是祸。其中到底有无指鹿为马、橘枳之变呢？更有趣的是，如今的翻译作品质量之差，已经可以说，几乎到了外国文学不再有可能像上个世纪里那样影响当代中国作家了。何况除了翻译质量，整个历史潮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已经不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西渐了。正如叶兆言在书中指出，80年代里的中国作家还是蛮虚心的，90年代里已经不虚心了。所以便有了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成为一个“痒”、一种“痛”。用叶的话说就是，“很不虚心，自以为是。一方面很急，一方面很不虚心了”。

好在叶兆言本人还没有失去这份虚心。他推崇的是齐白石的“两方章”：一是“不知有汉”，二是“见贤思齐”。闷头写作时“不知有汉”，“平时阅读中遇到好的让我拍案叫绝的东西就要去学”，“看到好的东西就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做你的徒弟、做你的门下走狗”。他的小说我至今也没读过，只是看过他的散文。有一本《闲话三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因为他在书里对南京的文化人文分析得颇为精辟，诸如苏南来的、苏北来的、和本土南京人的集体性个性心理之差异。

《午后的岁月》里，他还提起周作人讲到过为人为文的三种情况：“一是为人放荡而为文拘谨；二是为人谨慎但为文放荡；三是为人为文都放荡”。他说他自己倾向于第二种，“在做人上我不愿意放浪形骸，但在为文上我宁愿写砸，而不愿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看到这里我自然也是要“见贤思齐”了。

201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