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天前，五月三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拼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

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地，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