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的、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也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了。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上，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儿，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这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公用电话。

在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可他们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独立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