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琪先生曾这样解释：“中国电影过往在动作上的简陋，原因自然很多。制作、技巧、意念及演员等等方面，都有问题。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因素--人们对传统武术从根本上缺乏信心。中国电影事业开展于世纪交接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刻，在西方现代化武力和文化冲击下，陷于瓦解的传统体制，无论文武的实用性都大受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怀疑，举国充满自卑感。在现实形势不如人的局面下，难怪不少武侠片要以超现实的神功异术来满足观众，也难怪电影不能与实际武术结合，创出新的动感艺术。” ①这段话指明了中国武侠电影在草创阶段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心理。

对于动作导演的发展而言，却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1927年，友联公司的影片《红蝴蝶》（钱雪凡导演，徐琴芳、崔若均主演）和《山东响马》（钱雪凡、叶仁甫导演，郑超凡、徐琴芳、叶仁甫、时觉非等主演）第一次任用了任雨田为武术导演。

3.2 古典武侠：以武育人

（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6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战火影响下，武侠片阵地由上海南迁至香港，以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为主流，片中武打场面讲究真功夫，以南拳为主。整个20世纪50年代，港台武侠电影确立了两种功夫片类型：一种是反映黄飞鸿故事的功夫片，代表作是《黄飞鸿》系列；一种是神怪武侠片，代表作是《如来神掌》等。从动作形态分析，神怪武侠片无根本性突破。同时，这些影片十分强调武打动作的教育功能，坚持用武术传达儒家思想，是香港武侠电影对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延续，也是早期武侠电影史上以侠论武的典范。

1949年后，功夫片在香港的兴起缘于家喻户晓的广东传奇武林人物黄飞鸿。黄飞鸿的年代并不久远，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大有人在。刘家良的父亲刘湛便是黄飞鸿弟子林世荣的徒弟。因此，黄飞鸿电影的武术打斗必须改变以往的“神怪”作风，摆脱舞台式的套路搬演，代之以“硬桥硬马、真刀真枪”的写实风格，力求用传统南拳的桥手腰马，无限接近实战形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