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民主党派对中共“五一口号”迅速做出了热烈响应，并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但是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五五通电”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异常迟缓。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48年8月1日，在各民主党派的“五五通电”发出近三个月后，毛泽东才正式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主、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此时，“五五通电”已经发出近三个月，毛泽东却“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但是，这还算比较快的。又过了两个月，即10月1日，毛泽东才对陈嘉庚及各地侨团、侨胞来电一并做出答复：

五月四日新加坡侨团大会来电及南洋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此复电足足晚了近五个月，原因也是“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

究竟什么原因使香港与城南庄和西柏坡之间“交通阻隔”如此严重，以至于收发电报都要耗费三五个月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