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究元决疑沦》为二十四岁作，刊于《东方杂志》，后收为东方文库之一单行小册。——著者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纪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

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为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枝，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像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此文见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著者，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